忆江南 · 厚苍

谢益辉 2021-08-07 [诗]

月前见母校高中校庆征文，近日花两周时间写就一篇《我与三峡高中的故事——彼苍之厚》。二十年旧事，多已模糊，而师生情、同学谊不可磨灭。文末撰《忆江南》三节，存作他日续忆远梦之用。

几年前我读沈复的《浮生六记》，看到它的开头说：天之厚我可谓至矣……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可能是我在国外留学工作已逾十年的缘故，这几年心中常常涌起些一些怀旧情绪。沈复这句话也击中了我。是啊，如果受人恩惠而不记之笔墨，那实在是辜负苍天的厚重。

2018 年当我在老家公众号上看到我的一些初中老师时，为了不辜彼苍之厚，便写了一篇回忆录。当时已经感觉记忆不太够用，很多陈年往事都已经忘记或者记不清。如今看到母校三峡高中七十周年征文活动，心想无论多忙也得写一篇，因为二十年前的母校留下了我太多珍贵的记忆，而高中三年也极大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本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到如今不敢说功成名就，但起码也是生活上衣食无忧、事业上也算取得了一点小成绩。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和扶持。尽管记忆已经有些飘渺，我还是尽力写下我还能记得的零碎往事，还原那个纯真青葱岁月的一些片段。

在回忆这些事情时，我意识到一些遗憾，而且有些遗憾可能会是永久的，因为对那些施恩于我的人，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将我的感谢传达到他们耳中。比如下面的故事里，有两位同学自从毕业后就断了音信，我不知道还能否找到他们（曾燕和王怡）。前几天我也刚得知，我高一的化学老师竟然已经去世十年，让我感到非常难过。这些事情更加敦促我要趁早记录下那些往事。

梦中的梦中
梦中人的梦中
梦不到被吹散
往事如风

——《天涯》，高中时期流行歌曲的代表

一（6）班

1999 年我从鸦鹊岭的梅林中学考入三峡高中，那年也正好是原来的县高搬迁到现在的三峡高中所在地。读初中时，老师们就常常鼓励我们一定要努力考上县高，所以当时县高在我心中是异常神圣的学府。所幸我中考时发挥超常，顺利地来到三峡高中。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去上学，心中激动又忐忑。新建好的学校一切都是崭新的：教室、桌椅、寝室，还有我第一次睡的“绷子床”（以前在初中都睡破木板床）。当时分班是按中考成绩把学生平均分配到 12 个班，班内的学号也是按成绩排，我记得我的学号是 4 号，前面有三位女生学霸，分别是 1 号曾品，2 号王颜赟，3 号刘战江（2 号和 3 号的顺序我现在不完全确定了）。刚入学时，曾品是我右手边的同桌，让我感到有些压力，不过后来很快就发现她是个特别文静和善良的同学。刘站江和我是鸦鹊岭老乡，语文超强，后来文理分班时和曾品都读文科去了。印象中王颜赟是个有些害羞的女孩子，说话轻声细气，现在我不太记得关于她的事情了。

高一上学期我是物理课代表，物理老师是王自忠老师，很年轻的一个小伙，记得鼻子一侧的脸上有颗痣。我左手边的同桌似乎叫王延飞，有点喜欢搞怪，天天在我旁边哼“金呐银儿锁”的龙船调，我耳朵都听起茧了（但当时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直到十几年后我才后知后觉）。每次物理作业本上他喜欢写一些问题问老师，我记得有一次他问为什么动量是质量乘以速度，而不是质量加上速度，王老师还在本子上给他答复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我都震惊了怎么会有人问这种无厘头的问题，但也很惊奇王老师居然还会耐心地答复他。

女班长叫刘薇，三斗坪人，常常带着神秘而好奇的微笑盯着人看。我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一次班主任李家权老师来上数学课，在门口盯着同学名单看了看，然后出了个谜语叫我们猜，说谜底是班上一个同学的名字。谜面我现在不记得了，是个数学相关的东西，谜底就是刘薇。李老师是用了“留微”的谐音（大意是某种数学运算“留”下“微”小的量之类的）。李老师那时候上嘴唇留一小撮胡子，造型非常经典。后来我们在数学课里学到“加权平均”的概念，因为跟他的名字谐音，便觉得很好笑。李老师对学生比较严格，我们都有些怕他，还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里多数人都粗心做错了一道三角函数题，他便叫我们一个个拿着课本到他办公室外面背公式，背完了才放人。不过呢，他其实也非常幽默。我记得有一次在公示栏通报各个宿舍早起情况，提到某个寝室贪睡，他在公示栏批评他们，还给那个寝室写了一首打油诗，前两句忘了，后两句是“任凭铃铛响，就是不起床”，押韵的打油诗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一次，他看到教室的玻璃被打破了一块，不是问“这是谁打破的”，而是问“这是谁帮忙打破的”，这个“帮忙”我这些年里想起一次笑一次，甚至直到现在，当家里有什么东西被孩子们弄坏时，我都会问我的孩子们“这是谁帮忙弄坏的”。李老师应该料想不到这点“留微”的幽默感被我继承了二十多年。说起来，尽管他有些严厉，但我还是很感激他。至今我还记得，学期结束时他在给我的评语上写过一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令我深为感动和鼓舞。

前些日子我联系校庆负责老师时，才惊悉高一的化学老师左正海老师已经去世十年，让我一晚都感到难过。问了问同学，了解到是因为抽烟。回忆那时候他的确是烟瘾很重，但精神矍铄。上课时板书很工整，做实验一丝不苟，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师，我印象中都没见他发过脾气。高一下学期我当化学课代表，去他办公室拿作业、提实验器材，跑腿跑得不亦乐乎。我初中高中时最痴迷的学科便是化学，遇到这位细心的良师让我感到很幸运。实在太遗憾，我们竟然已经天人永隔。记得当时左老师作为老资格的化学老师，也在提带一位新老师，姓黄，名字里似乎有个玲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这位黄老师在一次学校科技节时指导过我参与的一个节目（和习伟伟表演用钻木取火，但实际上木头里放的是白磷）。

语文老师钟德艳老师是那年从鸦鹊岭高中调过来的，上课给我们朗读课文很有深情。可惜我那时有些叛逆，不太喜欢语文课，可能也惹老师生了不少气，想来真是抱歉。高一时多数老师都还用方言上课，到高二时学校才开始推行普通话，这尤其苦了上了年纪的老师，比如政治老师汪道成老师，他讲课非常有热情和腔调，混杂着各种方言词汇，上课时我们都觉得很逗（我高二的同学邓璋就非常喜欢学他讲话）。英语老师黎开才老师似乎是北方人，大块头，长得都有些像外国人，是学校里少有的自然讲普通话的老师。同左老师一样，黎老师也很细致和和蔼。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考试发卷子时，他眯起眼睛、龇牙咧嘴站在每一列课桌前数卷子的张数，这个形象我们在私下里还会模仿，太有外国人神态了。历史老师余西梅老师上课的风格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燃！谁能想到，这么多门课里，竟然是历史课最燃！地理老师朱闺敏老师我印象也还比较深刻，有浓重的理性气息，条理性、逻辑性都很强。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地理算是文科课，当年在我眼中它更像理科。我忘了当年是哪次作业，朱老师专门表扬了我，让我顿时对地理的兴趣大增。

以上是我对老师们的记忆。对同学的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晰，班里六十来位的同学我还能想得起的可能也就只剩十多位了，而且记得的都是些稀松琐事，简单列举一些如下：

除了这些同学之外，还有印象的有洪敏（我的初中同学）、黄李涛（后来三 A 班的同学）、张恒（寝室同学）。还有两位同学（陈晓波和张叶银）我后面再用专门的段落写。

二（5）班

高二分文理科，我对文科一向不感兴趣，甚至感到头疼（尤其政治和历史），所以毫不犹豫选择了理科，最后分在了二（5）班。班主任是化学老师李发茂老师。李老师严慈兼具，严厉起来我们有点胆战心惊，慈爱起来也融化人心。高中阶段最关照我这个贫困生的三个老师分别就是他、高一的李家权老师和高三的易正贵老师。可能是我的化学成绩一直是全年级最好的缘故（印象中很少被超车，唯有高三一次考试被班里的张心灵同学碾压），也可能与我是化学课代表有关，李老师对我格外照顾。有段时间学校里整治校容校貌，要求男生头发不能太长，而我通常为了省钱，会把头发蓄到几乎要遮到眼睛的长度才会去剃一次（毕业照上男生头发最长的就是本人）。当时多数头发有些长的男生都把头发剃短了，而我依旧没去剃。李老师看在眼里，什么都没说，我也懂他默许我的“特权”的意思。

初中学了电解水之后，我便经常在家电解水玩，但我注意到我电解水只能在一极产生氢气，而另一极几乎没有氧气，并且电解之后水会变成蓝绿色。这个现象我从初三想到高二，一直都没弄明白为什么。后来有一天突然明白过来，是因为我用的是铜丝做导线；电解过程中，铜丝被氧化了，蓝绿色的都是铜离子（书上都用石墨做电极所以不会被氧化）。这件事情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投给了校刊，后来发表了，李老师给我送来十块钱的意外巨额稿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有稿费，还是他为了鼓励我而自己掏了十块钱。

高考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校有一笔奖励。暑假里我回到学校领取奖金，正好在主楼里遇到李老师，他便高高兴兴地领着我上财务处，我能感受到他的骄傲。（说到这儿，我也想对母校的领导说一声，作为毕业多年的校友，别的回报可能力所不能及，但我是非常愿意尽一份财力支援，比如贡献一点资金奖励考上好大学的同学们，或者资助有经济困难的同学。我相信别的校友一定也会支持。）

高二期间，李老师开始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可能是辛苦劳作的缘故，但依然忍痛带病给我们上课，很令人感动。

语文老师在两个学期里似乎是两个老师，忘了谁教上学期谁教下学期了。一个学期是李守望老师，水平极高，善于发掘同学的闪光点；只可惜我的语文实在太差，有点烂泥扶不上墙的意思。另一学期是陈世琴老师，我前段时间刚得知她已经病休十一年，不知具体是什么情况，但这又勾起我的一丝愧疚。同在高一的语文课上一样，我在她的语文课上也非常叛逆，甚至比高一严重得多。上课时我几乎不怎么听课，而是在干自己的事情。她布置的作业、卷子都不做，甚至把一摞习题直接扔进了后面的垃圾篓。每当她点我回答问题时，我就三个字“不知道”。班里还有一批叛逆的同学，但我可能是最极端的那个。后来想起这些事情，心里有些惴惴不安——那时候年少轻狂不懂事，可能是深深伤了老师的心。不知陈老师是否还能看到这里，但还是在此向您道个歉。

数学车友贵老师给人的感觉是异常聪明，上他的课我都有点紧张；一是因为他比较严格，二是上课也很烧脑（虽然我数学成绩还可以）。记得有一次他点我回答一道代数问题，我当时没看出来那道题的奥妙，所以回答了一个通用的笨办法“代入法”。这件事后来让我的两位同学蒋前程和邓璋笑了很久。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提到过高二学校开始推行普通话教学，“代入（四声）”用宜昌方言转换为普通话是“带如（二声）”，而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每个月都会带一桶腊肉去学校当菜吃。宜昌话里“肉”就是“如”，所以车老师在课上批评我说“带如，你就知道带如”，这句话谐音了“带肉”，于是就被蒋邓两位同学深深印在了脑子里，重复了好多日子。尤其是邓璋，特别爱学老师讲话（典型的对象就是车老师、汪道成老师、郑英华老师），而且学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常常逗得全班哄堂大笑。当然，这事我一直只是当个笑话，也觉得很好玩，毕竟当时同学之间关系还是很和善的。不知蒋邓两位同学是否还记得车老师有一次周日早上查寝的那句轻描淡写的“小伙砸，你还在睡呀”后来被你们改成了京剧版本？青春期我们奇怪的笑点就是这样。

英语老师依旧是黎开才老师，但记得中间曾有段时间由杨连仲老师代课。虽然杨老师代课时间短暂，但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感觉他水平超高，英语早自习时，什么难题问他，他一解答就令人恍然大悟。

物理老师是郑英华老师，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段子手老师。上他的课常常段子横飞，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我还记得讲自由落体运动时，他举的例子竟然是跳楼，说学了自由落体以后，再不能说谁跳楼了，而要说谁做了个自由落体运动。郑老师也很关心学生的心理，我记得毕业好几年后我的同学刘芳还在谈及郑老师以及李金柱老师对她的开导。

因为高二时大家都知道文科的课不重要了，所以政治、历史、地理课也没多少人听讲了。我还记得历史课汪道权老师每次都孤单地站在讲台上讲课，而下面几乎无人听讲。可能很多同学只记住了他那帅气的偏分发型，然后就是有一次点名时，将“张叶银”误念成了“张叶根”，正巧那时候语文课上学了《促织》这篇聊斋故事，里面有一句“业根，死期至矣！”，蒋前程觉得这个巧合特别好笑。从那以后，蒋前程便开始“叶根叶根”地叫张叶银。于是我这位好朋友便无意间获得了一生的绰号“根锅（哥）”，至今男同学们还在这样叫他，但我猜可能没几个人还记得这个绰号的来历了，所以特在此正本清源。

除了授课老师，我还记得图书室的一位年轻小老师，但不知道她的名字。那时候我实在是太痴迷于看书，而能看的书太少。高二图书室才正式开始开放，只是每周开放一次，一次只能借一本书。每当到了图书室开放的那个下午一小时，我便第一个冲进去借一本书，拿回到教室匆匆读完，到了最后一分钟再冲回图书室还了这本书再借另一本下一周读。有一次那老师发现了我去还的书是一小时前刚借的，提出了质疑，不过也还是进去给我拿了我要借的第二本书。这也是一种让我铭记多年的小善意。

老师的事情，差不多就记得这些了。虽说高一的同学相当大部分我都不记得了，但不知为何高二相反，绝大部分同学我都还记得，比如：

我就不穷举所有人了，其中有几位对我有重要意义的留到后面再专门写。

三（A）班

按理说，二（5）班结束后就该升入三（5）班了，但由于上一届的高考成绩不理想，这一年学校决定将各理科班的尖子生抽调到一个专门的班上，也就是组成了三（A）班，专门冲刺高考。后来效果还不错，考上北大两个（蒋前程和文科班的周小琴）、人大两个、还有一批中科大、浙大、武大、华科、北师大、北航、北邮，等等。

A 班班主任是化学老师王宝玉老师，这是所有高中老师里我唯一还有联系的老师了。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能说，空手进教室坐在讲台上，能轻轻松松讲一节课的道理，而且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和启发性。记得高考前一天，他便给我们讲了一堂心理准备课，驱除我们的紧张情绪，还给我们传授了一些平时不能讲的考试小技巧。在专业教学上，王老师水平一流，脑子异常聪明，对一些题型的解答技巧总结得令人叹为观止，让人感觉简直是读透了出题人的心思，做题时顺藤摸瓜、势如破竹。那时候我仗着化学成绩好，上课也不怎么听讲了，埋头干别的事情。他点人回答问题时，经常从前往后依次点，但到我这里就自动跳过，可见对我的傲气的信任。高中时我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到了深秋时节别人都穿上厚外套了，我依然只穿一件夏天的衬衫（学校里就朱利永和我两人最抗寒）；记得一次在教学楼的楼梯上遇到王老师，他见我穿这么单薄，便关切地问我是不是没有衣服穿。高考后填报志愿时，他建议我报人大统计系，原因是这个系开设精算专业，而精算师的前景不可限量。我从来没听说过精算，根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但也听从他的建议，后来顺利被录取（不过大二接触了精算课程后就发现我不喜欢精算，所以还是选了学统计）。

语文老师是喻祖权老师，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逍遥的同学喻雪霁的父亲，不愧是父子，两人都很有特点。喻老师气场很强大，文字和教学水平都超高，当时应该已经是省级特级教师，只是普通话有点吃力，但这也无碍。各个科目里，我的语文是最差的，150 的卷子通常能考 100 出头我就谢天谢地了。我对作文感到尤其头疼，60 分往往要挣扎着上 40 分。那时候高考是先估分再填志愿，我给语文估的分很低；喻老师见了之后很有信心地告诉我，应该把语文的估分至少提十几分（原话是“以你的作文水平，一定能拿四十几分”，而我估计我只能拿三十几分），后来真实成绩出来后，证明他是对的。我记得平时有一次考试写作文，我虚构了一个“江钱成”的故事，那是戏谑蒋前程的意思，有点无聊，不过喻老师仍然把我叫到教室外面，给我分析那篇作文的优点和不足。2017 年底我偶然读到杜甫的一首《阁夜》，第一句是“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当时我还想起喻老师和喻雪霁同学，因为我有点好奇，喻老师给儿子取的名字是不是就来自这首诗。

数学老师是易正贵老师，教学水平同样一流（A 班老师各个都是神仙）。易老师非常吃苦耐劳、为人师表、极为和蔼。记得他脸上有酒窝，笑起来很感染人。对我也格外关照，每当学校里有什么贫困生补助（无论是衣物还是钱），他都会通知我。高二时学校组织远足，便是他带队，和同学们一起走了一上午，到达一个山村小学，然后也和大家一样，啃从食堂带的两个花卷作午餐。

英语老师是赵国强老师。我们那一届学生毕业后，王老师、喻老师和赵老师都各自离开了三峡高中去了别的学校，所以后面的同学们可能都不了解这三位老师了。赵老师那时候看起来就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浑身充满活力和干劲，但其实他的女儿已经是我们班的同学（赵攀，后来考上了北师大）。赵老师特别偏爱我，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又特别狂热地自己钻研英语；班里最强的对手可能就是喻雪霁、魏剑和赵老师的女儿了。虎父无犬女，赵攀的英语也超强。赵老师讲起课来很有激情、很忘我，而我特别容易受这种人感染。我记得有一次上课他讲到他给某英语报纸投稿，自己造了一个词叫“interestify”，fy 结尾的动词意思通常是“使……怎么样”，比如 terrify 是“使害怕”。赵老师自己很满意这个生造的词，叹叹气跟我们说编辑不能接受这个词。可爱如斯。还有一次早自习，他巡视路过我这里，便拿起我的单词书考我，问我 forehead 这个词怎么读。其实当时那书上的音标是错的，但我不知道（我确实有点怀疑），便按错的音标回答他，他觉得很满意，因为这个词是我们没学过的。后来上课，他又当着同学们的面考我没学过的单词，问我“贡献”的英文是什么，我一边回答“contribution”，一边纳闷：不是说好考没学过的词吗，这个词明明学过啊。后来我想，他可能是在免费送我额外的面子。我回答后他又表扬了我一次，说你们看看谢益辉同学的单词量。考试时他也非常宠我，作文通常都给我满分或者稍微扣一两分，而且总是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念。平时英语考试我的成绩往往轻松过 140 分，但可能是太少败北，高考败得我有点难以相信，只考了 127 分（别的科目成绩我都忘了，但英语分数还牢记着）。因为赵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提起张道真语法，说那本语法非常厉害，语气眼神中透露着景仰；后来我便买了一本，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两遍，高考结束后还在家又读了一遍，做了详细的笔记，书脊都翻脱胶了。那个年代我学英语就是这样“暴力”——高考结束后的暑假我在家通读了一本 1400 页的英汉词典，那也是赵老师很推崇的一本英汉词典。可见赵老师对我的影响之大。我对英语的兴趣在大学本科四年期间仍然一直在燃烧。

物理老师是刘永生老师，后来去了宜昌金东方学校。当时他是年级教导主任，我们都很怕他（蒋前程，你还记得“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典故吗），事后想来他也有慈爱的一面，不过当时我们的记忆都被恐惧支配了。我现在记得一件小事，就是高中时我率先发明了用手指转书，后来这个活动风行全班甚至全年级。有一次物理课课前，同学们集体转书，他进教室看见这个景象，大为恼火，一声厉喝叫我们把书都放下来，可能是觉得我们有点玩物丧志的意思。

生物老师是张和平老师，已经没多少印象，只是记得某次讲考试卷子，某道题“不能选 A 不能选 B 不能选 D 所以选 C”，这个神解释让我们颇有些惊愕。后来还有一位年轻女老师也带过我们一段时间生物，但我忘了她的名字，只记得长相，以及给我们讲解分析遗传基因概率题时的复杂。

那时候校长是鲁锋老师，一位传说中上课从来都是空手进教室的物理老师，不带课本、不带讲义，非常厉害。他没教过我，但我从别的老师口中听说他当时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每次课间操结束后，我都是第一个从操场冲回教室的人（为了节省出几分钟的学习时间），他总是站在五楼俯视下面，日复一日见我没命地狂奔回五楼。还有另一位没教过我的王敬东老师，在高三毕业的暑假里辗转找到我邻居的电话（因为我家没有电话），通知我说市政府决定资助 50 名贫困大学生，他们提名了我（以及下面要提的刘永本同学），让我去市教育局领取资助，然后 8 月 26 日去西陵剧场参加一场晚会（“希望之歌”爱心助学情系贫困大学生义演晚会），在台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了几句言；当时宋芳蓉老师也在，晚会后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她的事迹让我深受触动；晚会的第二天，因为我是路痴，市里一位同去参加晚会的王伟同学帮我指了搭车的路。王敬东老师后来也离开了三峡高中，这几年偶尔会在新闻上看到他，我估计他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会记得他的善举。

多数高三的同学们我也都还记得，仅列举一部分记忆和逸事如下：

以上是我差不多尽了洪荒之力能回忆起的一些高中往事。最后我再单独挑几位同学出来写一写。

记一些同学

曾燕：自家屋寒，犹雪中送炭

高一快结束时，化学老师左老师告诉我们，暑假里在夷陵中学有个化学竞赛培训班，为期两个星期，培训费六百块钱。班上有位同学叫曾燕，察觉到我为难要不要问家里要几百块钱参加这个竞赛培训，后来便悄悄塞给我五十块钱。我与她平日里并不熟，所以这令我非常意外。记得她来自某个山区，家境应该也不好。她随钱给我附了一封短信，信上写的大部分内容我已忘却，只记得最后一句大约是“祝愿你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这封信后来被我爹看到了，而他是那种传统的不愿欠别人情的人，便督促着我把钱还给人家，但最终我也没有还。在我上学期间接受过很多人的恩惠，没考虑过什么人情债，原因有二：一是确实需要帮助，二是这些帮助都给了我很大动力，让我能咬紧牙关继续奋斗。高二重新分班后，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班上，从此就很少碰面，毕业后更是断了联系。

这件事我在心里一直记了这么多年，去年我才开始尝试找她，但我记错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我误以为她是我高二的同学，所以在高二班里挨个问同学，绝大多数人都告诉我说班里没有这个人，觉得是我记错了。我一时间都有些恍惚，这么重要一件事情我怎么会记错，不可能我虚构了一个同学这么多年吧。这两天终于意识到，那个化学培训是高一的暑假，而不是高二的暑假（因为我想起来学校里有另外三个高我一级的同学参加，比如严智、周韧，他们当时只能是高二而不会是高三）。本来我以为我完全没希望能找到这位同学了，现在看来还有希望。我写这篇回忆录的最大动机之一也就是为了能重新联系到她，希望她本人能看到这篇文章，或者其他与她还保持着联系的同学能帮我搭上线。

刘芳：润物细无声

高二时，刘芳有段时间坐我后面，学习上很拼，与我一样喜欢猛攻英语，对我也很关照。如今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在学校书店翻书，见到一本英语辅导书，翻翻觉得还不错，而掂掂囊中的银子没舍得买。回教室提及此事，她便悄然去把它买来送给了我。里面夹了一张细细的纸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写的“Make great progress”，这让我颇为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继续努力钻研英语。

后来她复读一年后，去了武汉上大学。2008 年我带我一个侄子去武汉看病，当时她又是请客、又是陪玩、又是送钱，让我侄子家里的人念了她的人情好些年，总是敦促我请她来家里玩。很惭愧这十多年来我也没安排上，反倒是被她请了一顿饭（还记得她奶奶见我吃了一碗稀饭便劝我多吃点，说吃稀饭容易饿，结果饭后没多久我就后悔不听老人言了）。

说起那次看病，当时在武汉还有另一个高二同学王宗琴，恰好是学医的，前前后后也帮了很多忙，找医生、安排住处。去年我问她时，她说要是我不提，她已经忘了这事。嗨，这些善良的同学啊。

张叶银：共同奋斗的友情岁月

张叶银与我都来自鸦鹊岭，但在镇上读了不同的初中，到高中才相逢。高一我们分在同一个寝室，邻床，头顶头睡。高二按文理科重新分班，我们很巧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上。他喜欢搞怪，但这两年似乎都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唯有高一时有一次，我说我没有洗发水，他便叫我用他的。我上高中之前，洗头通常都是用洗衣粉或肥皂，所以能用洗发水洗一次头，都让我兴奋不已。

我们的友情岁月开始于高三——似乎故事总是发生在离别后（他留在了 5 班、我去了 A 班）。高三时，他也开始猛攻英语，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我们依然一起大进度预习新课文、背后面的新单词、猛做题，而且猛攻难题。我有时跑回 5 班去翻看他的书，只见上划满了线、写满了笔记。有时候他甚至自己用一篇文章出一些带陷阱的完形填空题，得意地考我或坑我。他曾经借给我一个随身听，我晚上睡觉时用来听听英语磁带，不过有一次被王老师查寝发现给没收了，后来王老师得知这随身听是我原来 5 班同学的，便交给了5 班班主任李老师，后来李老师还给了他，但不知道他有没有因此挨训。对了，说起随身听和友情岁月，我想起他当时喜欢听郑伊健，尤其是《友情岁月》；我们也都喜欢听英文歌，比如 Right Here Waiting。

后来高考结果他觉得不满意，决定复读。我已经去了北京，但一直和他写信保持联系。我逛北京的图书城时，遇到我看好的英语试卷或习题，便给他寄几册。往复的信中写了什么内容，我现在全忘了，但我那时候仍然处在鸡血状态，估计写了不少励志的话语。

后来他考到了北京理工，就在人大南边。在北京重逢后，我在他学校的食堂蹭了不少饭。他上大一时，在我的带领下去中关村电脑城攒了一台台式机电脑，但他们学校禁止大一新生买电脑，所以他把电脑放在了我的宿舍，周末过来用用。其实这也是在支援我，毕竟那时候买一台电脑三五千，不是小钱。第二年他把电脑搬回去了，我周末便跑到他宿舍去继续用电脑。

北京上学期间，寒暑假坐火车回家经常都是由蒋前程统一买票（给张叶银、我以及后来我弟），然后我们几个人一起熬那二十小时的硬座火车。我弟同为三峡高中校友，晚一年也考上了北京理工，承蒙了张叶银不少照顾。后来他那台电脑也贱卖给了我弟。

2015 年初我回国一趟，在北京就住在他家。第一天晚上我和一伙北京的老朋友吃完饭后，他开着他的破车来接我。大老远我就看见他站在路边车门后，依旧是熟悉的笑容，和充满好奇的语气，问这问那。

陈晓波：一个玻璃罐头瓶

小学时每逢夏天，同学们带水去学校一般都是用一个玻璃罐头瓶，而我一般都是用空酒瓶子，所以我从小就希望能有个罐头瓶。上高中时，同学们也依旧是人手一个玻璃罐头瓶，课间去接水喝。高一班里的陈晓波很细心地注意到我没有水杯，于是有一次回家专门给我带了一个。大约十年前我读到曾国藩的一副对联，开头是“一饭尚铭恩”，心想我也曾有过“一瓶铭恩”的往事。我记得他有个特别的个人兴趣，就是非常爱看军事方面的东西。有一次晚会他讲了一个军事故事，留下一个谜题（陷入沼泽的坦克被敌军包围如何逃生），见没人能答得上来，便点名让我猜答案，但对军事故事毫不了解的我哪能知道答案嘛。现在我倒是记得他当时给的答案。

这次我写这篇文章时，有些高一的同学我都忘了名字，都是在他的提醒下才想起来，看来他对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还是远胜于我的。

张念：默契

高二时，班里转学来一位同学。他来自市区，人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看起来很憨厚。尽管总眯着小眼，但看别人的眼神很认真。我喜欢开玩笑逗他，而他的笑觉和我的幽默型也很适配。他的字写得有些潦草，蒋前程觉得他的名字“张念”写得像“张妥”，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张妥”。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太好，所以被安排给我做同桌，大概是让我帮忙提携一下，然而我很快发现他对学习实在没什么兴趣。他父母对儿子抱着很大期望，但学习上的忙他们也帮不了，所以只能尽力安排好伙食。每逢周末，他们总是带着各种大补的食物来学校（诸如鸡汤之类的），给我俩一人一份，看着我们吃下，然后一遍遍感谢我帮忙并再次拜托我。不知他们如今是否一切安好。

说起默契的同学，我想起来隔壁二（4）班的一位男生。我大概记得他的长相，但似乎当时就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就更不记得了（2022-09-01 更新：我从 4 班的 20 周年纪念 T 恤上看到了名录，想起来了他叫望永刚）。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那时候做课间操的跳跃运动还是什么运动时，有个蹲下起立的动作，我经常调皮地在蹲下后就和站在我左边的他交换一下位置，我跳进他班上的队列里、他跳到我班上。每次配合都很默契，心里也觉得很好玩。还记得有一次学校里举办校园歌手比赛，大家在操场上往前挤着看帅气靓丽的歌手同学，我站在人群后面说“听歌就好啦，为什么要挤着看歌手呢——你们听歌的时候难道还要看着磁带吗”，他在旁边听了噗嗤一笑，觉得信服。

王怡：一饭之恩

高三班里转学来一位来自市区的同学，叫王怡。人高马大，一脸络腮胡。他很快明白了我的生活条件，于是到了周末便请我吃顿饭。除此之外，他也一直挑战我的英语，和我一起猛做题，看谁做得又快又对。虽然他很难赢我，但也一样坚持挑战。

后来我听说他也考到了北京，似乎是外交学院。我大一时往那边写了一封信，但也不知道是否到达了他手中，总之我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们便断了联系。前几年班里建了微信群，里面也没有他，不知是否还能重新联系上。

黄娟：非亲非故，胜似亲故

高中三年，最动人的同学之谊基本都萌芽于高二。我在这个班上遇到可以说影响我后来人生轨迹的一个同学黄娟。当时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留意到我的。

她第一次进入我的意识是有一次体育课上，老师让大家自由活动，我自个儿抱着个篮球在那儿瞎投篮。篮球场上一共没几个人，有一次我碰巧投进了一个球，而她和一个好朋友（就是下一个我要写的同学赵兰兰）正好从那儿经过，她便说了句：好行哦。我听了之后很得意。那之后一整年似乎也没什么其它交集，而到了高三我离开原来的 5 班之后，她突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那天应该是深秋的一个周六，下着毛毛雨。她家在对面小溪塔镇上，离学校几公里的样子，她像往常一样周末下午放学就回家了，我留在学校学习到晚上，收拾停当，便小跑着去她家。她妈妈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好菜，具体什么菜我已经不记得，但应该是有腊肉炒豆干，因为后来陆续还去过很多次，这道菜让我印象最深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妈妈曾经在餐馆炒过菜，怪不得手艺如此之好。那次的经历后来被我写在了一篇英文日记里，我也不知道这个日记本是否尚在人间，因为高三毕业后我把我所有的书本收起来堆在寝室床上，但离开了一下午的工夫，就被收废品的人给一锅端了，所以我高中的物理痕迹也几乎被清空了，非常遗憾。那篇日记写完后，我给她看了一遍，她读罢还掉了一把泪。也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那时跟她妈讲了一下，说班里有个同学条件比较艰苦，她妈便动了支援我一把的心。打那以后，我周末便经常上她家吃住，而她妈更是从一开始的管吃管住，到后面管穿衣穿鞋、管生活费。高三后期大家都在紧张备战高考，周末她爸妈便带着各种好吃的饭菜来学校送饭。高考之前，她妈带我们又是理发又是打葡萄糖，总之是搞好一切后勤支援工作。到了我要去北京上大学了，又给我买行李箱。

直到一年前，我向她考证当年的一些事情时，才明白过来这整件事的最初起因。那时候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吃饭，被另一个男生呵斥，要赶我到外面吃，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那个男生平时性格有点别扭，而她也是火爆脾气（有时候比男生还爆），路见不平一声吼，当众把那个男生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件事我自己几乎已经不记得了，而它发生后的那个周末，她便带我去她家吃饭了。

关于我受他们一家帮助这件事，我家里人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才得知。他们以及后面提到的各个亲戚给我的那些生活费，我几乎一分钱也没花过，一张张钞票都留下了。等后来我去了北京上大学，觉得总带着现金不方便，才把这些随我几年的钞票拿出来存进银行了，数额已经积攒到三千多。当时留了存根作纪念，不过也不知道那存根还在不在了。我上大学后，她妈听说我打算买自行车，还依然从邮局给我汇了三百块钱。

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我去吃了第一顿饭后，很快她家里其他人都知道了我。于是后来我陆续认识了她家的爷爷奶奶、叔伯弟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她二爹家大妹（黄璐，同是三峡高中校友）及其同学（秦欣然，也在三峡高中）及其邻居家的孩子、以及当年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妹及其妹妹等等。多年后秦欣然在网上搜索一个统计模型时碰巧搜到了我，给我写了封邮件提及当年的往事片段，让我不胜唏嘘。高中毕业的暑假里，我给黄璐辅导物理，不过她比较爱玩，对学习不是很有兴趣，所以其结果只是我在她家蹭了好多顿饭。我从三峡高中毕业离开后，我弟还在那里，她家里人便让她把我弟也拽过去吃饭。而其姑姑家的小妹，则从小在家里人的大力宣传下，把我当做学习模范（尤其是“勤奋改变命运”的模范，这模范我在我的村里已经给无数孩子当过了）。我上大学后曾经给这位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写过信，而她也曾在作文里写过我这位半道里冒出来的哥哥。我做过的最不靠谱的一件事是，我大二学了 VB 编程之后，便编了一个四则运算的程序，不断弹出随机数的加减法，让她做算术练习。事后想来，那实在是给这位小妹添了麻烦，不过当时她妈妈则是感动和崇拜得不行。可以说这件事是开启我程序员生涯的原动力：自己的程序写出来，自己能见到有人用它，便是程序作者的最大满足。高三时我读了英文《心灵鸡汤》的一系列书，里面的故事都挺打动人的，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就像现实版的心灵鸡汤故事。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也给她爷爷写过信。爷爷见信很感动，也给我洋洋洒洒回信。如今我只记得里面好像有鼓励我入党之类的话语。后来我有了收入，从网上买了几本养生书寄给他，他也像得了宝贝似的，非常高兴，反复阅读，为此事夸了我好多遍。其实相比之下，我做的实在微不足道，也很惭愧。近年来，我与他们联系也越来越少。二老今年一位八十九，一位八十一。上一次视频，奶奶说：谢益辉啊，我们现在每活一天，就离天更远一步，离土更近一步哒！奶奶是位非常心善的老人家，我至今还记得她 2002 年左右说过一句“我还是相信世界上的好人更多一些”。两位老党员至今还在发挥余热和坚持学习（参见今年七月的媒体报道：入党故事丨黄玉瑛：岁月为证 永不褪色），对我来说不仅是当年上高中时认识的恩人，更是人生的楷模。再过几天本来要为爷爷庆祝九十大寿，但很遗憾由于疫情关系，儿孙们很难齐聚一堂为他庆生，我在美国也更难回去。我听说爷爷亲手写的宾客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既感动又难过。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大动机也是借此机会公开表达对二老多年恩情的谢意。我知道他们非常低调，不爱扬名，但我觉得这种埋藏了二十年的正能量还是应该宣扬一下，也算是孙儿远隔重洋祝寿的一份心意。这里也顺便列一下家中各位的名讳：爷爷黄玉瑛，奶奶万秀珍，爸爸黄自力，妈妈司芝男，二爹黄自勋，二妈胡尊芬，姑爹张金刚，姑姑黄晓红。

黄娟的姨父在街上开文具店。有一次我们从店里经过，他送了我一支钢笔。这只笔在我大二的一次英语课上遗失在人大第二教学楼二层西边走廊尽头南侧的那个教室里了。可能就像村上春树《1Q84》中说的，人生总是这样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日记本、钢笔、存根，那些物件就像梳子豁齿，一样样消逝。大约是 2002 年 9 月 6 日，我和我爹在爷爷家吃完午饭，然后我爹、她和她妈妈三人送我去火车站上北京。我登上车厢后，除了生平第一次离开故乡的无限惆怅，就是担心我那农民老爹过会儿一个人能否找到路从市里搭车回家。几个月后，我才从信中得知，火车开后，她在站台上转身又一次落了泪。

赵兰兰：励志的善意

高二时赵兰兰与我坐过同桌，时间多久我忘了，可能三个月或是一学期，一直坐到我离开 5 班。坐的位置是教室右边靠墙第二排。她是我遇到过的最善良的同学，有时顽皮，有时忸怩。前面说到我们的物理老师郑英华老师是个段子手，上课时喜欢跟同学开玩笑，而她就是经常被老师定向逗的几个同学之一。有一次有道物理作业题很有欺骗性，全班只有我做对了，而老师却记成是她（原谅我这么不大度地记住了这件事），并当众表扬了她，可见老师多喜欢这位同学。

当班主任宣布成立三（A）班的消息后，我心里觉得黯然。随后我和其他几位被抽走的同学一起，把我们的课桌从原来的教室搬到了新教室。她给过我一块史努比的橡皮擦，后来上大学我也随其它高中时光印迹一起带到了北京。搬走那天甚至是那一年发生的其它事情，多数我都已经记不太清了。现在只记得几件小事：一是我去了 A 班后，每天下了晚自习还会跑回 5 班，因为有些同学（包括她、黄娟以及其他同学）在回寝室前会留一些问题在课桌上请我答疑，结果有一天晚上我答疑到太晚，教学楼锁了门，我只好在教室里的板凳上睡了一夜；二是那时候她总是在学校商店买几个“乡巴佬”牌子的卤蛋给我，并曾留给过我一张纸条，上面大约是一行“努力争取考上清华！”的清秀字迹，我把它贴在了寝室墙上；三是我搬到新班后的那个周末晚上，她从家里带来两盒鸡腿，把我从教室里唤出来，在那黯淡的走廊上递给我，吩咐说一盒给我、一盒给我弟，然后说了几句话，便转身又回家、消失在夜幕里了。

结语

回顾自己的求学和职业生涯，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无比幸运的，总是能遇到特别关照和提携我的好人。高中三年尤其幸运。三峡高中的校园气氛非常积极向上，学习气氛浓厚又不至于给人过分的压力，那三年中我只充分体会到了师生情、同学谊，脑子里几乎找不出任何负面印象。要说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的三年完全不为过。到了现在的人生阶段，我已经接受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说法，也明白了不是所有的努力耕耘都会有相对应的收获，但高中阶段的我却似得命运女神特别眷顾，十分努力换来了十分收获，最终考上了好大学，也踏上了一段新的相对平稳和顺利的人生旅途，似乎不负那些午休时间躺床上和熄灯后躲厕所里偷偷做的题，也可谓不负众望。

我从 2002 年上大学一直到 2013 年前后，还经常浏览一下母校的网站，重温一下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记得那时候学校网站是有专门的域名的（sxgz.net 之类的，还有校友 BBS，网管老师似乎叫李然），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网站就没有了，导致我已经有好些年没能再看到老师们的消息和近况，所以记忆也慢慢模糊了。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网站搬到了另一个平台，可我在国外不能访问。我现在的专业技能之一是搭建网站，若母校有需求，也许我可以帮忙；至少搭建一个校友平台是没问题的，希望能把校友们重新连接起来，互相了解一下近况、分享一下回忆，也争取能出一份力回馈母校。若有旧日的任何老师或老同学想联系我，不管是叙旧或是任何其它事情，都欢迎发邮件给我：xie@yihui.org。

在回忆中沉浸了几天，有温情，有唏嘘，有感慨，有感恩，最终我就以一首《忆江南》结束这篇回忆录吧：

天涯梦，幽梦忽近乡。初入峡高心忐忑，寒门幸得恩师帮。奋发当自强。

天涯远，路远分参商。各奔前程音渐少，廿载天人两茫茫。何当叙衷肠？

天涯忆，思忆跨重洋。非亲非故胜亲故，雪中送炭是同窗。永记彼厚苍！